Tuesday May 28, 2024

民族学考研结构主义叙事学与民族文学批评研究——以《民族文学…(民族学考研考哪些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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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民族学考研:结构主义叙事学与民族文学批评研究——以《民族文学研究》为视点

结构主义叙事学与民族文学批评研究

——以《民族文学研究》为视点

从《民族文学研究》自创刊以来收录的有关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方法的文章为研究对象,试图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中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实践状况进行梳理,从而对其中体现出的特点和问题做简要分析。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中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实践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主要是对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叙事结构功能的译介和运用。直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大陆文学批评学界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对结构主义叙事学实践运用才日益丰富起来。从《民族文学研究》刊发的论文及相关信息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描述性批评和阐释性批评论文居多,鲜有考量作家作品优劣的评价性批评,批评理论与方法也是严重依赖西方学术资源。然而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缺乏对批评理论背景的系统把握和理论自身的深刻理解,批评观念模糊,甚至造成误读。因此,笔者选择权威杂志《民族文学研究》自创刊以来收录的有关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方法的文章为研究对象,试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中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实践状况进行梳理,并试对其中体现出的特点和问题做简要分析。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诗是不可翻译的语言,一经翻译,便难免严重歪曲;而神话的神话价值甚至在最差的翻译中也能保存下来。叙事文学的这一特点正好适合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探寻文学普遍的深层结构模式的目的。通过对《民族文学研究》中刊发相关文章进行梳理和分析之后发现,从研究者数量和所刊发数量以及研究深度来看,其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但也并非是缺席的状态,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界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的精华的吸收与运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中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研究的对象——或者说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实践开展的类型主要集中在对少数民族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上——大致可以分为对民间故事叙事类型化现象的探究与概括、对叙事话语的研究、对叙事主题的研究与探讨三个类型。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家们试图通过一个基本的叙事结构来观察世界上所有的故事。他们设想可以从每一个故事中提出它的叙事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叙事结构。这就是隐藏在一切故事下面的那个最基本的功能。他们相信存在某种可以超越时代、超越地域、超越各种叙事媒介的独立故事。他们希望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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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学家从复杂多变的词句中总结出一套语法规律那样,从纷繁复杂的故事中也抽象出一套普遍的“叙事语法”,从而把变化多端的故事简化为容易把握的基本结构。通过上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类型”“主题”“叙事”这些概念的民族文学批评过程出现最为频繁。通过阅读,发现在上述三类批评角度中,前两类的所有文章均直接或间接涉及到这些问题。由此可见,这是目前少数民族文学评论特别是民族民间文学批评实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焦点。

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认为,“作品只是作为抽象结构的表现形式,仅仅是结构表层中的一种显现,而对抽象结构的认识才是结构分析的真正目的。因此,‘结构’这个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只具有逻辑意义而没有空间感。”因此,他们的结构分析尽管也涉及到具体作品,但不分析作品的实在的意义与个性,“也不喜欢依据心理学或社会学而实质上是哲学的方式来诠释作品,换句话说,结构分析(在基本原则上)是与伦理、诗学一致的。他的对象是文学话语而不是作品,是一种抽象的而不是实在的文学……在这种意义上,现存的文学作品只是作为已经实现的个别例证”[1]360。从这个意义上来观照当代的民族文学批评实践,众多学者对我国民间故事的类型研究、主题泛型的研究,正是对托多罗夫“语法分析”的自觉运用与践行,所探寻的正是这种看不见的抽象的“深层结构”分析。以康丽对中国中国巧女故事类型研究为例,作者以中国巧女故事为研究对象,从故事人物的角色类型及其行为特征入手,考察其角色分布与职能转换的规律,将角色类型作为突破点,在故事的叙事形态结构研究与社会文化意义研究之间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关联[2];通过解析中国巧女故事类型丛中故事范型序列的组成成份、排列顺序与排序原则,进而发掘出隐匿于故事丰厚表述之下的叙事秩序与结构关联[3];并通过寻找能够连接母题与类型丛的结构分析工具,来勾勒巧女故事类型丛中的叙事结构轮廓[4]。笔者从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所辖59个区县中搜集了475则巧女故事,共涉及15个民族。在对这475则文本进行总体“盘点”和形态结构层面的全面解剖之后发现,475则巧女故事中,共有118则是由多个类型组编而成的复合故事[5]。正如汤普森所言,“很显然,对传统叙事作品的分类,无论是故事类型还是故事母题,主要意图都在于提供一种精确的查阅格式,对于分析性的研究或大范围材料的深入调查,它起的都是这种作用。”[6]513

民族文学批评学界的学者对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方法的不断尝试与运用,虽然不断取得令人欣喜的成绩,但也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叙事文本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关联;而且仅仅着眼于文学中的小说叙事,在研究中把文艺中的戏剧叙事、诗歌叙事、图像叙事以及历史叙事、新闻叙事、教育叙事等其他学科中的叙事现象排除了出去。这种狭隘的研究视野显然是与“叙事”现象的丰富性和广阔性不相符的。”[7]当然,“没有任何的普遍法则可以用来达到文学研究的目的;越是普遍就越抽象,也就越显得大而无当、空空如也;那不为我们所理解的具体艺术作品就越多。”[8]6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文学自身的系统的过分重而视,而忽视创作主体的作用,忽视时代对创作主体的影响,不能不承认这是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理论的一个缺陷。

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理论视阈非常广阔,而且适用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对象也不能仅限于民间文学这一类。因为对对民间文学的偏爱和关注,反而使得使少数民族文学评论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批评实践显得有些单一。因此,在今后的批评实践中,还应当拓展思维,放宽视野,在对对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理论继续消化运用的同时,更应该横向寻找和解决新的问题,打破这样的局限。所以,切不可拿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中的条条框框去刻意地套用在少数民族文学现象中,更不能拿少数民族文学现象去刻意地迎合叙事学理论的使用。文学,自它产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传播信息、交流情感的特殊使命。同样,作为批评理论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需要不断地吸收、开拓、否定、创新。所以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评论者们来讲,无论是汉族学者还是少数民族学者,更多地去尝试用叙事学方法来审视和分析今天的少数民族作家们的创作,可能更应该是未来评论者们应该努力探索的方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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