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May 20, 2024

民族学考研“羌戏”的仪式性。作为民间戏剧,无论释比戏还是花灯…(羌族艺术)

民族学考研“羌戏”的仪式性。作为民间戏剧,无论释比戏还是花灯…(羌族艺术)缩略图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羌戏”的仪式性。作为民间戏剧,无论释比戏还是花灯戏,都跟民间信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羌戏”的仪式性。作为民间戏剧,无论释比戏还是花灯戏,都跟民间信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仪式和戏剧,有人类学家指出: “仪式可以被看做表演,它包括观众和演员两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仪式亦可谓是一种表演或戏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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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表演究竟是归属于仪式,还是归属于戏剧,有赖于(按照谢克纳的说法)它的背景和功能。在一个连续体的两端,一端是‘功效’(能够产生转变的效果),另一端是‘娱乐’。假如一个表演的目的在于功效,那么它就是仪式。假如它的目的在于娱乐,那么它就是戏剧……”(23)顾名思义,“释比戏”是以“释比”命名的,释比是羌族民间宗教人士,也是释比戏表演和组织的核心人物。“释比熟知本民族社会历史与神话传说、主持祭山请神祀祖的重大仪式、进行逐祟禳灾治病的民俗活动,‘祈神佑羌’的他们实质上是羌族文化极重要的掌握者和传承者,从他们口中所传递的精神文化信息对羌人族群有重大影响,他们在羌民社会中占有不可取代地位并享有崇高威望,人们生产生活中每逢大事都要请他们主持唱经做法事。”作为口述传统,释比用羌语演唱的经文按照神事、人事、鬼事分为上、中、下三坛,达数十部之多(如祭祀歌、喜庆歌、劳动歌、丧事歌等等),其内容莫不跟羌人的社会历史、生产生活、风土人情等密切相关。释比戏作为跟仪式活动密切相关的民间戏剧,即由此衍化而来。“在原始宗教层面上,释比是仪式主持者;在民间艺术层面上,释比是戏剧表演者”。此外,“就其性质和功能看,有的剧目从神话传说演化而来,在释比主持相关仪式中或仪式后演出,娱神的同时有更明显的娱人色彩,如《羌戈大战》《木姐珠与斗安珠》等; 有的剧目即是祀神驱鬼仪式本身,在此傩仪和演戏融合在一起,难分彼此,如汶川一带流传的《斗旱魃》”,而“这种不乏狂欢色彩的群体行为,在仪式层面即是弗雷泽于《金枝》中多有讲述的‘公众驱邪’,从中可以看到戏剧性扮演与宗教性仪式的合二为一,也可以看到村寨百姓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身份重合,这种奇妙的双重性正是民间演剧特点所在”(24)。搬演在高山羌寨集体祭祀仪式上的“羌戏”《刮浦日》,同样是在教化村民和祛除邪祟中呈现其功用的。归根结底,由释比担纲的释比戏属于民间仪式戏剧,撇开仪式性无从谈论释比戏。至于羌族花灯戏,其作为民俗艺术除了有愉悦大众的审美功能,还有替村寨替人家祛邪求吉的仪式功能,“花灯演出时间,通常是在农历正月初一出灯,至二月初收灯,即主要在正月里唱灯跳灯,求吉祥逐邪祟,人神共乐”(25)。在北川,许家湾花灯戏便是“平时娱乐性为主,正月祭祀全寨每家扫瘟疫为主”(26),用羌族民间艺人的话来说,“我们这个保平安,保证家家清净,户户平安……添寿添福,百病消除,起到哪保到哪”(27);又据羌地马马灯艺人讲,“马马灯是大致起源于清光绪年间,当地土司在此建有戏台……后来地方闹瘟死了很多人,算命先生说灯要继续耍起来才行,这样马马灯就开始成为了此地扫瘟神活动”(28)。在此,羌族民间灯艺表演同时是祈福禳灾活动,也就是文化人类学所讲的“消灾仪式”。

文化人类学关注“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根据学界定义,其“指文化中非书面的故事、信仰和习俗”,而“口头艺术是包括叙事、戏剧、诗歌、咒语、谚语、谜语和文字游戏”(29),有宽泛的涵盖面。对于有语言无文字的尔玛人来说(30),存活在民间并传承于口头的“羌戏”(无论羌族释比戏还是羌族花灯戏)正是他们共同创造、世代传承并集体享用的“口头传统”。既然如此,对于“羌戏”的考察和研究,那种单一的、狭义的、正统的、纯艺术的乃至刻板化的“戏剧”观念是不够用的,因为其涉及艺术、习俗、信仰、教化以及民间心理、乡土传统、地方知识等多方面,需要我们在艺术学研究、民俗学考察、人类学透视等多学科整合视野中加以融会贯通地把握。作为文化遗产的民间羌戏,与其说是艺术学意义上的文艺样式,毋宁说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羌族民俗生活及民俗事象本身,它存活在尔玛人的口头表述和行为实践中,伴随着民俗信仰,寄寓着民俗心理,适用于民俗场景,体现出民俗功用。对之的研究,无论着眼历史还是现实,尤其需要民俗学与人类学的眼光、理念及方法。大致说来,“作为文化遗产和民俗艺术的羌戏研究”,立足羌族的民俗生活,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羌戏”这不可多得的民族文化遗产做整体性考察、梳理和研究,包括: 川西北羌族戏剧及存在现实调研、作为民俗生活的羌地民间演剧考察、作为民俗艺术的“羌戏”形态梳理和辨析、从经文说唱到戏剧文学的演进透视、民间技艺展示与民俗表演形态解析、民艺视野中服装道具及文化内涵考察,以及羌族村寨的口头遗产及活态呈现、族群互动中的多元文化和相邻艺术,等等。其价值和意义在于: 其一,从民俗学和人类学看,作为整体考察民间“羌戏”这份口头遗产和民俗艺术,对于把握古老的羌族文化和研究多民族中国的族群互动及文化交融有某种补充意义;其二,从文化学及戏剧学看,作为从民俗生活角度研究民间“羌戏”遗产的个案,对于考察中国本土戏剧的民间发生及存在、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其三,着眼地方和现实,对于当今中国西部藏羌彝走廊上羌族文化遗产保护和地方文化发展建设有可供借鉴处。

大而言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中国有形态丰富的戏剧文化遗产。作为本土戏剧的组成部分,汉以外民族的戏剧文化遗产对于研究中华戏剧文化有独特价值。小而言之,研究“羌戏”,既是尊重羌区社会现实和文化实践,也是为了羌族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归根结底,不管是作为民俗艺术还是作为村寨艺术乃至其他,羌族戏剧存在的历史和现实,羌族戏剧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决定了它是我们研究中华戏剧共同体所不可缺少的对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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